如今，全球纺织品和服装贸易额达到惊人的4250亿美元，印度和中国成为新兴的世界制造强国。在工业革命之前，亚洲就曾制造出大量色彩丰富的棉纺织品。棉纺织品开辟了早期的全球化经济，1750年之后，随着棉纺织品引领欧洲的工业化进程，它也开启了全球化经济的转型。棉的故事展示的，是纺织产业在现代化之后，“现在又重新回归亚洲”，而中国再次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经济体。

　　上海的市花，众所周知是白玉兰；但不为人知的是，1929年上海特别市评选市花时，获得票数最高的却是棉花。确实，如果就历史渊源而言，棉花可说是上海这座城市当之无愧的象征——从1291年建城起，上海在七百多年的时间里能由滨海小城发展为国际大都市，棉纺织业非常有可能是起到最关键作用的一个产业。上海最初就是因黄道婆在乌泥泾传授棉纺织技艺而逐步繁荣起来，因而明清两代每年都要在先棉祠祭祀黄道婆，到了近代，上海又是国内发展近现代棉纺织产业最大最先进的城市。正如英国工业革命所证实的，棉纺织业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现代工业的母体，孕育、催生、带动了无数有关技术和产业发展。

　　“棉的全球史”之所以重要，原因不外如此：不夸张地说，我们整个现代世界，都依赖于棉纺织产业驱动的工业化进程，这是第一个进入机械化的产业，而生产之后的贸易、流通又极大地影响并重塑了一个“新全球体系”。不过，《棉的全球史》一书作者乔吉奥列略的用意并不是为了书写棉花的传奇故事，而旨在回答一系列问题：为什么现代工业的发展由棉花发端？为什么工业革命不是诞生在棉纺织业早先的中心亚洲（尤其是印度），而这些亚洲技术、知识和原料进入欧洲后，却催生了工业革命？换言之，是棉花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棉花？

　　显然，这样一些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棉花本身，而在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的起源。多少年来，无数学者都在争论这样的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特殊因素，让工业革命诞生在西方（更特定地说是英国）？美国加州学派的历史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直至1750年左右，身处工业革命核心区的英格兰仍然与同时期的中国江南地区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水平上相差无几，但之后就出现了“大分流”，彼此走上了全然不同的道路。实际上，此后的两百多年里，西方与非西方社会之间在技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水平等各方面的鸿沟，也都是那时候奠定的。乔吉奥列略也注意到，那一切的变化正是随着棉纺织业的工业化进程开始的：1750年后，纺纱机在西欧的普及应用，使得18世纪末一名欧洲妇女纺出的纱线倍。古老的亚洲社会自此逐渐从全球的生产国沦为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对象，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都一直未能摆脱这种地位。

　　为何双方的命运会出现这样的反差，为何又是西方推动了全球化并在其中取得支配地位，这样一个巨大的话题极难回答，但通过棉纺织业这“一滴水”却可以折射出全景。要理解这一点，就要先回到“西方到来之前”的历史，也就是说，在这一变革中，“英国是终点”，而“印度是起点”。棉纺织虽然在长达一千多年里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业，但在17世纪之前它所缔造的世界却迥然不同：那时棉纺织业的中心是印度，生产各种不一样的种类的棉布并行销到印度洋以外的各地，但这却是一个通过“中间者的网络”进行贸易的体系，印度虽然是生产中心，但不能掌控各个贸易节点。列略着重指出：这是一个“离心体系”，以资源、技术、知识的扩散和利润分享为基础；而此后欧洲创设的却是一种“向心体系”，其基础是“中心”从它的生产和商业体系中剥削资源和利润，“新的体系是竞争和排他的，而不是合作和共生的”。

　　更重要的是：轧棉、纺纱、织布这些一向都相对简单，因而在亚洲各地，普遍都很容易融入到家庭生产中。这是一种“嵌入”在社会和文化中的生产活动，千百年来既没有催生大机器生产，也极少有人去着手改进技术，因为人们从事棉纺织生产只是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并不像西欧资本家那样强烈地追求利润。与别处不同的是：欧洲的商人不是满足于成为一个贸易网络上的“节点”，而是出资推动集中化生产和规模经济，通过官僚性的管理，谋求掌控从生产到流通的整个体系，最终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但这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事实上，欧洲的这一体系特征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已如此，应用于从糖料到棉纺织的各种不同生产体系，因此，真正重要的并非原材料和技术本身，而是其组织管理原则。

　　不可否认，在欧洲逐渐支配棉纺织业生产的过程中，来自亚洲的原材料、技术和知识都曾起到推动作用，但真正革命性的却是资本主义对从生产到消费整一个完整的过程的重组。固然，本书强调了棉本身的重要性：假如没有这样具有极高供应弹性的原材料，那么在棉纺织业快速地发展的过程中，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将会剧增，甚至导向生态崩溃而无法持续，只有原棉才是耗能低、成本低、单位利润高、贸易量大的理想材料，因而具有非凡的全球贸易潜力。这乍看是棉花塑造了新的生产体系，但如果我们暂时把目光从棉纺织业上挪开，就会发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过程中，第一种采用种植园、奴隶劳工和机器生产的产业是制糖业，而且在咖啡、可可等不同产业上都具有相似的模式，即资本来自欧洲、劳动力来自非洲，全部产品用于出口，以专业化生产和规模经济追求利润。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是资本主义生产“选择”了棉花，发现棉花刚好是最能适应生产需要的理想原料，但假如没有棉花，那它非常有可能也会找到另一个产业进行投资。

　　那么，为什么是西欧？原因或许正在于经济史学者伊斯特凡洪特在《贸易的猜忌》中指出的一个特点，即欧洲的经济发展是以“倒序”发生的：它始于在罗马帝国时代就已相当繁荣的远途贸易，国内贸易随之逐渐发展起来，直到最后农业才变得商业化。在这样的过程中，手握资本的城邦居民，很自然地就卷入异地的贸易交换，进而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和替代生产的方式获取利润。没有这种对国际市场的掌控，没有贸易、分配、金融和保险的复杂组织，一种商品本身并不能自动创造出这样一个市场结构来。工业革命诞生于第一个现代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英国，这并非偶然，因为只有英国这样从世界各地充分获取原料和劳动力，并有效控制市场的国家，才能为大规模生产提供充足的驱动力，否则它的生产是不可能维持的。至于这一产业与农耕活动、家庭劳动和手工业完全脱离，和技术创新本身，都只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

　　这实际上远不仅仅棉纺织行业如此。中国是茶的故乡，但千百年来尽管也出现过一些著名的茶商，却从未像英国那样出现一些著名的茶叶品牌，进而实现标准化生产和规模经营；相反，中国的茶多是以“地方特产”的模糊面目出现的，你在杭州可能会发现无数不同作坊出产、不同品质和标价的绿茶都冠以“西湖龙井”的名目，它们的背后并没有一个支配性的集中管理者。尽管标准化大生产造成了单一化的“品位趋同”问题，但在机械化生产的初期，它的确威力无穷，不但可以批量化大规模生产、易于评估并优化，更重要的是凭借规模优势，哪怕利润率不高，也能带来相当可观的收益。从这一点来说，西方的工业时代并不是为了“强制实施生产和消费的标准”，那不如说只是手段，这么做最终仅仅是顺应资本增值的自然逻辑。

　　对于“为何首先是英国”这个棘手的问题，本书的答复是“在欧洲另外的地方和世界上另外的地方也存在的特点中，英国并不是‘例外的’，而是‘极端的’”，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作者倾向于否定英国自发产生革命的特殊性，甚至不认为它是质变，仅仅强调它在程度上处于极点，因而一再强调西方崛起所赖以成立的一系列技术条件，都是西方从非西方国家那儿“学来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西方可以向东方学习，东方也能采用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取长补短。欧洲在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其核心是创新生产的全部过程中的资本与知识的投入，但就像很多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的，在中国、日本、印度等亚洲经济体却是沿着劳动密集型的道路走向现代化，因为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是它们实现追赶时最重要的资源。这促使亚洲的工业化更大规模、更快速地实现转身：1949年之前，中国棉纺织业绝大部分都是农户手工生产，然而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到1969年中国就取代日本成为最大的棉布出口国，次年又迅速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棉纱生产国，再过一年，到1971年棉纺织总锭数跃居世界第一，1988年成为最大的服装出口国，1999年则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

　　正如作者在结论部分所承认的，历史并没有到英国工业革命就结束了，而是在继续延续，最终，棉的故事展示的，是纺织产业在现代化之后，“现在又重新回归亚洲”，而中国再次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经济体。以往的经济史论述大多强调，17世纪后，中国和西欧走上了不同道路，即所谓“大分流”；但是现在，本书则强调：“棉纺织品兜了一圈再次在中国和印度的经济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我们可称之为亚洲经济的‘大合流’。”当然，不单单是棉纺织产业，在所有的经济领域，现在东西方都站在了同一个赛道的同一个起点上，我们没办法改变历史，但能改变未来。（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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