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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泰:极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错误观念_华体会体育官方网站-华体会登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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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泰:极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错误观念 ★ 来源:华体会    发布时间:2024-10-31 11:56:38 滕泰:极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错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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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念解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如果经济发展的观念是错误的,似是而非的,不但会极度影响实践工作,甚至有可能造成经济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当前就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正在误导决策并极度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来看看最有代表性的几个错误观念。

  第一个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错误观念,叫做商业不创造价值,新零售更不创造价值,只有生产才创造价值。中国14亿人,恐怕90%以上的人内心都是这么看,一个商人把一件商品从这一个地区10块钱贩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卖了15块钱,他赚了5块钱,就认为他是投机倒把,并不创造价值,只有生产创造价值。

  到底是不是只有生产创造价值,商业创造价值吗?在200多年前,一位古典经济学家叫亚当·斯密,他在写一本书叫做《国富论》之前,曾经做了一个设想,他设想商业的存在是因为有社会分工和比较优势:假设甲地区有生产啤酒的优势,乙地区有生产布的优势,才有商业和贸易。他带着这一个设想,对欧洲过去100年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发现事实与他的设想正好相反:100年前甲地区既生产布也生产啤酒,乙地区也是既生产布也生产啤酒,虽然两地生产啤酒和布的效率略略有差异,但是并无显著的社会分工或比较优势,然后就有一批贸易商人出现了,他们把甲地区的啤酒卖到乙地区,把乙地区的布卖到甲地区,慢慢过了几十年以后,社会分工才发生了变化,甲地区只生产啤酒,乙地区只生产棉布——原来不是先有相对比较优势才有贸易,而是贸易带来了社会分工和比较优势。

  商业到底创造价值还是不创造价值呢?如果我们仅相信我们的眼睛,我们正真看到一个商人把一件商品从这一个地区10块钱贩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卖了15块钱,他赚了5块钱,就认为商业不创造价值,是投机倒把,这显然是错误的。中国经济学教科书里面只讲了比较优势理论的结果,没有讲比较优势的形成其实是因为商业和贸易——如果一个国家消灭了商业、消灭了贸易,就不再有社会分工,就会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

  所以,商业当然创造价值,新零售更创造价值。假如没有20年前阿里巴巴把中国的小商品带到全球,就没有全国的中小企业的制造业的大发展。假如没有前几年拼多多这样的新零售出现,消费者也不能享受到这么廉价的商品,更没有最近及几年中国中小制造业企业的销售量的相关增长。

  总之,不能否认商业是创造价值的,不单单是生产创造价值,商业越发达,社会分工越细,生产才会更发达,这是我给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的第一个似是而非的影响经济发展的观念。

  第二个影响经济发展的错误观念是:制造业很重要,中国经济制造业占比的降低会削弱中国的经济实力,所以要把制造业的占比作为高质量的发展指标。

  这个观念的影响更广泛,中国14.3亿人口中,恐怕至少有14亿都是这样认为的。因此,当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从占GDP的30%多,10年前降到29%、28%,前几年降到27%,到2020年的时候降到26%,这种制造业占比的降低会不会削弱我们大国的实力呢?在这样的担心下,有关决策部门前两年要把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作为高质量的发展指标,占比越高,经济发展质量越高。

  如果真的把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作为各省、各市、各县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指标来考核,而且占比越高越好,那么北京、上海岂不是在中国垫底,成为经济发展质量最低的城市?如果美国要把制造业占比作为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指标,那么纽约、波斯顿、加州这些最发达的地方就会排在最后,而那些铁锈地带经济却成为高水平发展的代表吗?

  制造业既然如此重要,为什么不能把制造业占比作为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指标呢?请大家想象一下农业的问题:是什么带来农业产量的大发展?是因为从事农业的农民生产干活的技能提高,还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时间从8个小时到20个小时增加了更多的劳动时间,都不是。在经过了过去的几千年的发展以后,农业的生产效率就是那样,是工业带来了农业产量的提高,比如说农业机械、化肥、种子基因技术、农药生产等这些工业带来了农业产量的提高——工业的发展不但带来了农业产量的大幅度的提升,而且还带来了农业占比的降低。现在农业在中国GDP的比重占7.5%左右,在美国GDP的占比只占1%左右。即便1%的农业占比,美国的农产品不仅能供给它本国的消费需要,还可以出口。在中国,今天农业占百分之七点几,比几百年前、几十年前农业占比50%以上的时候产量更大、更能满足中国人的饮食需要,所以农业占比的降低并不代表中国生产力的倒退,反而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

  同样道理,最近几年,是什么带来了制造业的大爆发和制造业占比的降低?是服务业。过去20年中国的服务业占比从占中国GDP的33%左右,到现在提高到了53%左右。如果按照正常的生产力的生产结构的提高和质量的发展,它将来应该达到63%、73%,甚至更高。

  由于不理解经济结构升级的规律,有关部门想阻止农业占比的下降,甚至连统计指标都改了:2019年、2018年公布农业的时候,农业的占比7.5%就是7.5%,但是因为有了错误的指导思想,2020年有关部门公布的是“农业及相关产业”的占比16.47%,为什么这么公布?因为他担心暴露农业的占比的下降,认为这样的占比下降是一件坏事——怎会是阻止农业占比的下降呢?再过十年中国的GDP总额要超过150万亿了,难道粮食的产量也要同比例增长吗?人口不增加,谁需要多吃那么多粮食吗?就算为了出口,耕地不增长的前提下,怎么能保证粮食产量像制造业、服务业那样增长吗?若无法像“”时期一样亩产一万斤,那农业的占比怎会是不下降呢?

  去年宣布我们经济高水平发展的时候,有关部门的新闻发言人特意指出说,我们的制造业占比从26%应提高到27%,提高了一个点。这难道不是因为2021年服务业受到疫情防控影响增速放缓所致吗?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后面农业、制造业占比还要继续提高吗?那服务业占比是不能再增长了?

  无论是美国、欧洲、日本还是澳大利亚,所有的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占比都接近到80%,我们还差得远,所以服务业占比的提高才是高水平发展的指标——服务业的发展不但不会降造业的产量,还会提高制造业的产量。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就是只有农业和工业创造财富,服务业不创造财富。这个错误观念的背后是“物质财富论”,认识不到非物质财富的价值,或者认为非物质财富只有为创造物质财富服务,才算有价值。

  大家知道苹果公司的研发,创造了智能手机,并带来的全球智能手机的相关增长。有人因为不能否定研发的非物质财富价值,就转而说它是“生产性服务业”,请问在硅谷的苹果公司是为河南的富士康服务的吗?是硅谷的研发为世界各地的制造和装配商服务,还是各地的制造装配商为人家的研发服务——研发创造了价值,到底让河南来制造,还是让越南制造,让印度尼西亚制造,其实可以没有区别;智能手机里面80%是软件的价值,只有20%是制造装配的价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看待高水平发展的指标,更具体可参考《深度转型:大分化时代,中国怎么办》这本书的解读。

  刚才讲了所谓生产性服务业是创造财富的,那么非生产性的服务业就不创造财富吗?比如说商业,交通运输业,又比如说出版、传媒、文化娱乐,甚至理发、医疗、教育等等,创造不创造财富?

  中国几千年来影响更深的一个错误观点就是只有物质财富才叫财富,把非物质财富不当做财富。十九大报告明确的指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年代,满足基本物质需要已经不是社会主要矛盾——人们还要吃饭,但不单单是为了温饱,还要吃得好、还要吃得有品位、吃的环境好等等有很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一件衣服可能价值2万元,绝不不仅仅为了挡风遮雨,是为满足审美、款式、品牌、社交等等各种美好生活需要;喝酒为何需要喝茅台,茅台的硬价值就是那两斤粮食酿造的液体,价值3000元,人们喝的到底是那两斤粮食酿的液体,还是它所承载的各种文化和社交功能?

  在后工业时代, 80%的财富是软财富,80%的价值是软价值,在这样软财富和软价值时代,到底用什么样的财富观念,用什么样的经济发展理念来指导我们的经济发展?

  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第四个似是而非的错误观念,就是长期资金市场上要打击和抑制投机,鼓励价值投资,大家是不是都在听到这样的说法?恐怕中国至少有14亿人都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什么叫投机?如果把股票从一个5块钱买了,10块钱卖了,是不是投机?是不是没有创造财富——这只是你眼睛看到的,但是你没看到背后的经济逻辑。

  假设没有股市的投机,举个例子来讲,就没有今天的互联网。90年代末的互联网的投机高潮确实造成了巨大的泡沫,最后互联网泡沫也破裂了,全球数不清的互联网公司都消失,也给那些买互联网泡沫的投资者造成了损失,但是剩下来的少数的互联网公司就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把我们带到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假如没有互联网的投机,哪有今天的互联网生活?

  所以从微观上你看到了股票买卖是投机,但是他怎么样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我们要深刻理解其背后的逻辑。长期资金市场监管者到底应该干什么呢?如果把抑制投机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中国股票市场的今天就是答案。证券监管者应该干什么?应该打击非法,这是他们的责任。如果投机行为是合法的,即便不喜欢也要包容;反过来,如果有人高举价值投资的旗号,搞违法的勾当,操纵内幕信息等等,监管者也不能支持宽容。所以监管者不是鼓励价值投资、抑制打击投机,而是干他们自己该干的事情——支持合法、打击非法。

  在中国长期资金市场还有一种错误的观点,怕股票上涨。美国怕股市跌,一跌总统的选票没有了,中国监管者怕涨,为什么?因为一涨会有泡沫,然后再跌下来就很麻烦,所以要防止股票上涨,防止大起大落。好比一个人你如果站起来会摔跤,最好的办法是永远在底下趴着,所以我们中国的股市这10年就一直在这趴着。

  所以很多看上去非常有道理的、义正言辞的经济观念,比如打击股市投机、防止泡沫,一听大家都很振奋,但其实就是错的,这是我给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的第四个错误的经济观念。

  影响当前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的第五个错误的观念,在《深度转型》这本书里面是重点的讨论,这是对国家经济转型战略提出一个重要的拷问式的问题。稳增长在当前阶段是靠投资还是靠消费?

  过去这两年里面,无数决策者、经济学泰斗级人物,有的是我非常尊重的学界前辈,都在说一定把投资作为稳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抓手,因为投资既形成供给又创造需求,既体现政绩还好考核,所以对中国而言,稳增长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稳投资、大规模的搞投资。

  关键问题是,过去20年的快速城镇化和快速工业化阶段过去了,今后对中国所谓的投资需要,主要是维护性需要,对北京而言,还有哪个地方需要修桥、修路,还有哪个地方需要建设更多房地产,还有哪些厂房设备需要大规模更新?

  我们过去在快速城镇化、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靠投资稳增长是正确的;但是在后基建时代,后工业化时代,后城镇化时代就不一样了。所有处于这些阶段的国家,无论是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印度,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在它的GDP中的比重就占20%左右。中国去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5万亿,在114万亿的GDP占了大概46%,为什么人家的投资占20%,我们就每年投资占40%~50%?

  如果假设未来10年中国的GDP增速按4%~5%的增长,10年后大概规模能到150万亿~180万亿,假设10年以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也是20%的比重,那是后中国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应该是多少?30万亿到40万亿,现在是55万亿,未来10年正常的来讲,投资应该是总规模都是下降的、是负增长,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还期待基本建设投资每年增长5%,那可能吗?每年增长5%的线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我们应该吗?为了搞固定资产投资,各地方县政府都在想办法编项目,挖空心思报注水的项目,前些年搞的基建投资项目,现在每年合计亏损上万亿,哪里还有那么多好的回报的项目?

  但是我们的稳增长机制很难改变,决策部门说搞3万亿搞5万亿搞投资瞬间就通过了,从发改委到财政部,到各级地方政府,有一套一系列稳投资的机制,但是要说给老百姓花3万亿钱搞消费领导也会被吓到。怎会是用3万亿发给老百姓稳消费? 2020年到2021年上半年一年半的时间,美国发了2.93万亿美元给他们的老百姓,差不多3万亿美元、约20万亿人民币给消费者了。人家可以用20万亿人民币来稳消费,我们拿个1/3试试看?比如6万亿人民币,发给那6亿中低收入者,一人发1万,三口之家发3万,中国消费能不能起来?经济大循环能不能循环起来?美国的消费从2020年6月份就转成正增长,去年四季度这一个国家的GDP增速是7%,我们从2010年一季度的GDP增速12%下降到去年四季度的4%,所以到底是稳投资有效还是稳消费有效?

  观念的转型要走在前面,“如果我们手里只拿着一个锤子,我们就看什么都是钉子都要去钉”,我们只有稳投资的机制,稳消费的机制还有待完善。但是,我们如果不战略性转向稳消费,经济观念不转型,中国稳增长就很难取得长足成效,这是我给大家讲的第五个需要转变的经济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