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柯的文字属于风暴，属于寥廓的边地，更属于他自己挥之不去的记忆。每个与他同龄的读者，对他所描写的不少事情会感同身受，尤其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这一段时间里，国家和民族面临着大的变革，因高考而改变命运的年轻人，在进入社会之后，以自己的方式不断影响着社会，同时也创造着历史。

　　小说《喀拉布风暴》的核心内容讲述了3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在20余年的人生历程中，他们爱着、恨着，当然也宽恕着、前瞻着，从中显而易见，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饱含着生命的蓬勃，携带着雷雨闪电。作品的历史感在于，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些人物的生命力、进取心依然在原有的轨道上没有停歇，他们左冲右突，不懈找寻着自己的精神出路。这种找寻依然有自己的方式，却无不体现着时代变革的巨大影响。整个国家在走向新征途的时候，一道道新的闸门必然会被开启，所奔涌而出的，往往不只是来自社会生活各种力量推动的结果。犹如当黑色的喀拉布风暴来临之时，摧枯拉朽、势如破竹，然后才会带来焕然一新的天地一样。

　　这便是红柯的特色，也是他的理想主义力量所在。在他看来，文学之于人生、之于社会，绝非无用之用。文学固然像龙应台说过的，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使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种种现实得以呈现，但文学除了让人看到湖水里白杨树的倒影，更多的还是要让人看到倒影中的褶皱。大自然是红柯张扬理想主义的一个重要意象，《喀拉布风暴》里有一个似乎处处存在影响的地精，以及时时出现在主人公命运中的“燕子”。二者难道只是用来润滑情节的道具，以及隐喻生活的代用品吗？不简单如此。地精的蓬勃生命力，以及燕子的飞翔能力，在红柯的笔下被反复强调，但这些能力并不局限于自然界，而是被推及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人的成长。因为，无论是社会的进步，还是人的自我完善，永远不能缺乏的大概就是坚韧的精神与行动的能力。

　　小说的另外一条潜在线索，是斯文·赫定在中亚腹地的探险之旅。从斯文·赫定的多次探险壮举，我们同时看到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盛况，看到了鲁迅热情标举“摩罗诗力”的影响，以及刘半农赠鲁迅“托尼精神，魏晋文章”的巨大力量。假如没有这样的巨大力量，近代中国的文化进步、社会进步是断然不可能的。红柯设计斯文·赫定中亚探险作为小说一条重要线索，应该有着多重深意。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作家，一定要具有的意识之一就是不被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所局限，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要有确证、探求与预知的热情。赫定这条线索带给我们的，有探险家的生活追求与精神世界，有世界对古老中国的想象探究，有小说结构完善的意义，但最重要的还是作家对世界探究的热情。

　　我们欣赏《喀拉布风暴》中几个主要人物的果敢、决绝、毅然，因为他们身上反映出来的是变革的大时代里最可贵的品格。在现代社会里，只有思想没有行动，只有昨天没有今天、明天的样态比比皆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红柯作品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气质与时代的需求是息息相关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缘于他的率性，更出于他对时代的认识，对社会、对自己描写的一切那样有把握。红柯反复强调人要做自己的主、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于他对西部人民生活方式的肯定，在于对自己脚下的土地爱得深沉。他从大地的辽阔中不止息地汲取着力量，他把对脚下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热爱，化作了不停歇创作的重要动力。红柯从不担心自己创作的枯竭，他能够持续不断地扩展自己想象的世界，是因为有自己不停掘进的领地，渭北、西安、新疆、外新疆，这一些地方的一切存在都活跃于他的脑海，并且不停地在他的内心里发酵。红柯注重翻检历史的褶皱，从历史中发现、顿悟与感受一切。他对中国西部的历史，对新疆的历史，对陕西与新疆的历史联系，对边地各个部族的来源，都有过深入的探究。多年不倦的好奇，使他在对久远历史尘埃的透视中，不但看到了民族精神的根源，而且找到了与今天生活的深刻联系。

　　《喀拉布风暴》文字之结实有力与绚丽多彩，让人感慨万千。这难道是妙手偶得，是灵感的再现吗？不是的，一定不是。那是人生的启示，是心灵长期贴近大千世界之后的顿悟，是真正生活过的人的诗意回响。作品里的那些人物敢爱敢恨、大情大义，无不性格饱满。各自的选择是个人的，更是社会的、自我的，属于时代。他们都愿意做生活中的主动者、弄潮儿，从青年到壮年，他们的感觉是打开的，充分感受着生活的赐予，因而从生活中感受着自豪。别林斯基曾说：“生活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感觉和思索，饱受苦难和享受快乐。”无论是张子鱼、孟凯、武明生，还是叶海亚、陶亚玲、李芸，他们在人生这个大操场上谁也不是绝对的胜者，更不是落寞的失意者，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着，有着饱受苦难的能力，虽然这种“苦难”是暂时与微不足道的，6个人有着享受快乐的能力，当然这些快乐都是与别人一起分享到的。同样，他们从来不小看那些不知道苦难滋味的人，尽管他们了解，没有哭泣过的人可能不会感到喜悦的可贵。